我们说儒家在新的时代有新的表现，这可以从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来印证。儒家在春秋时代，孔子当然是最早的民间思想家，其后的诸子百家几乎受了孔子的重大影响，只是他们的思想没有达到这样的空灵，这么样的笼罩性，也就是说他们对人性的开发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但他们只要得到孔子的一个面相，也足以成家了。儒家在先秦时代出了孟子和荀子两位大师，合称「孔孟荀」，这是「儒学第一期的发展」。后来中国其实也不尽然依照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去为学治国。如汉朝虽然推崇儒家，但是东西两汉并没有达到高明的境地，汉朝的儒家只停留在典章制度上，甚至汉宣帝说刘家是「杂霸而用之」，是儒家掺杂了法家，连「王道」都称不上。到了魏晋时代，是道家的天下，出了许多名士，也不是儒家发扬的时候。隋唐佛教盛行，最有光彩的是佛家，所谓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在唐朝开的花结的果，儒家方面并没有什么精彩的人物。纵使唐朝号称盛世，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明显地用到儒家，但那仅是用在政治上起作用，至于在思想上，唐朝的儒家也没有新的开创。一直到宋明，才确实是儒家发展的时代，号称「宋明儒学」，西方人称之为「新儒学」，以别于先秦儒学，我们现在称它为「儒学的第二阶段发展」。

这第二阶段主要针对什么问题呢？就是面对印度的佛教。印度的佛教也算是「西方」的文化，因为印度在我们西边，至少它是外来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本来自有传统，即以儒道为基础，环绕着诸子百家而成的一套传统，这叫中华文化的根本传统。但到了汉朝，佛家传进来，佛家不仅是印度高明的思想，现在看起来任何人都要承认它是人类高度智慧的成就。这些从印度来的和尚，确实有智慧有学问，那么我们中国读书人如何面对这样外来的有智慧的人呢？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却变成复杂的而没有正当态度面对的大问题。什么意思？本来，我们对于不是本族的人，但又明明知道他有学问有智慧，请问我们如何面对他们？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何况中国古人早就做对了。汉朝以来的中国读书人遵从孔子的教导，所谓「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所以，中国人以外来和尚为师，跟他学习。怎么学习？一个很关键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面对经典。怎么面对经典？我们翻译经典、研读经典、讲习经典、实践经典，并且自己造论。刚才不是讲过吗？佛家经典有经、律、论，我们都尊重，统统翻译，深入研究，讲习传授，这样累计了五六百年，才把佛学──尤其是大乘佛学，吸收进来。不仅吸收，中国人还自己开宗立派。刚才说佛教是人类高度智慧的表现，这样深入的浸润这么久，请问中国有没有变成佛教国家？没有！中国思想的主题还是儒家道家，但是我们有没有排斥佛教？也没有！它虽然是不同民族不同的思想，甚至某些方面与儒道是相反的，但在中国古人的心灵中，并没有看成是抵触。我们既没有全盘印度化，也没有用「以夏制夷」的心态排斥外来文化，于是中国文化就从儒、道两家发展为儒、释、道三家。

这是人类很伟大的文化融合运动，而且很成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互相激荡的一个模板。它在我们中国发生，过程不仅很和平，而且非常有意义，给中国文化带来很大启发。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文化史常识，但是这种常识在现代人的心里，是漠然的，茫然的。

不过佛教虽然带来中国文化的启发，毕竟还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到了宋明儒家就开始反省这个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个人类的大问题。原则上，要解决此类问题，可以有两个方式：一是排斥，排斥佛教，同时也排斥道教，叫「辟佛老」。一是接受其启发，充实自我。宋明儒者兼用此两种方式，所以儒家到了宋明的时候，对于「内圣之学」，尤其是对于儒家的「形上学」，讨论得比先秦更加清楚明白。并不是先秦没有形上学，先秦孔孟往往从粗茶淡饭的「下学」开始说起，隐隐透露着「上达」的可能，但上达的部分在先秦还没有开发得透澈，只是蕴涵了这样的方向和境界，如《易传》和《中庸》就表现了形上学规模。到了宋明的时候对这方面有特别深入的开发，乃至于使儒家的天道论、形上学可以对比于道家佛家而不逊色，这就是儒家在宋明时代有第二次高度的开发。

到了近代，我们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即所谓西潮东渐。这是我们大家所面对的事实，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都要被迫面对这个问题，所有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这个问题意识，都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担当。假如我们不能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你怎么能有担当呢？如果没有这种见识，你的学问是不够扎实的，如果没有这种担当，你是愧对「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是愧为中华儿女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基本问题，现在可以很明确的指出来，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我们已经面对了一百年了，还要再讲吗？本来，以中国人的聪明，和现代化的信息功能，加上西方文化本来就不是太深沉、太高明而太难学，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对了路，一百年了，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了，不用再讲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一百年，路走得到底对不对？路走得对不对，如在一百年前，除非你有圣人眼光，是很难看出。不过，已经将近一百年了，纵使还没有能力从理论上做根本的反省，总可以从效果上看看，如果一百年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路，我们是不是要一直照着一百年前的老路走下去。如果不是，那就要想想我们到底应该照着什么样的方向走才好，这不是一个国家民族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吗？不是任何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年轻人都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吗？不仅是学文的，纵使学科学的，通通有责任！（鼓掌）有人说，我们不正从五四以来就在想办法救国救民吗？不正从五四以来就努力地学民主学科学，甚至不惜倾全力要「全盘西化」吗？难道我们没有认真面对西方？没有负起责任？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你太认真了！孔子说：「过犹不及」呀！如果我们做一件事，因为怠惰而失败，那还不太伤感；但如果是因为太认真了，而把事情做坏了，那真是愚昧到极点，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了。今天不讲民主，只以科学为例：科学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我们刚才讲过科学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学、把它摆在人生的哪个地位、我们要用多少力量来学，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在学西方之前，就要思考清楚的。首先，如果科学是人类理性当有的学问，当然要学。其次，我们要学他的科学，到底是学他的成果比较重要，还是学他面对科学的态度比较重要？如果学科学的态度对了，科学对中华民族来说，还那么困难吗？另外，如果西方人发现发明了科学，他们却成为了科学的奴隶，他们并没有站在更高一层去反省科学在人生宇宙中该站什么地位，那我们中国人难道就因为西方人不反省，我们也就不反省了？还是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应该帮西方人反省反省，这样的学科学会不会学得更好？我看从五四以来，没有人做这类根源的反省。西方是不是有人在反省？或许有，但不是主流。他们的主流还是为科学而科学，这些反省科学的思想家还不能对科学做一个规范，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还不能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一个参考要点，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很可能是盲目而泛滥的，这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说它是盲目的？就是科学并不属于智慧，它是没有方向感的。只有智慧的本质是方向感。所以我们现在学西方，最主要是学科学，但整体的西方文化，除了科学，还有别的东西来起平衡的作用，比如他们的宗教和艺术。请问宗教艺术科学吗？标准答案是：「宗教艺术并不科学，凡科学的就不是宗教或艺术。」西方人不是以科学作为他近两三百年民族的成就吗？他们为什么不打倒宗教，毁灭艺术？所以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应该全面来衡量一下，我们要吸收西方的文化，西方除了科学与民主之外，还有宗教与艺术。而我们并没有吸收西方的宗教与艺术。所以我常讲，五四的全盘西化其实是不全盘的，他们只知道科学与民主，他们不知道西方还有艺术与宗教。这样我们吸收人家的文化不完全，又把自己的文化全部打倒，请问没有了自己，对别人也不能完全吸收，那中国人像个什么样子！所谓邯郸学步，新步未成，又失其故步，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只好匍伏而行了！

所以，八九十年前，有见识的人就老早明白的看出，中华民族将要遭受浩劫了，因为你丧失了智慧，你丧失了人性。到了现在，老天保佑，中华民族还没有灭亡，只是他是一具空壳，没有文化生命的内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这样胡里胡涂下去？所以，我们又回归到原来的讲法，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那样才是有根的发展。而中华文化在哪里？只恢复传统够不够？这就是我们当代儒家的课题，也就是「儒家第三期的发展」的主要课题。

儒家并没有死亡，儒家也不会死亡，儒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只要是有人性的地方、只要是有良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儒家，不管他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他生长在什么时代、他从事哪一种行业、做哪一种学问，只要他为了人类的理性而奋斗、他为了良心而奋斗，他就是儒家。他的学问可以不广博，才华可以不很高，他只为理性而奋斗，他就有了儒家的精神，他就是儒家！所以我们现在说儒家，应该是整个民族和起来，成为一个大儒家。因此，儒家并没有规定你要学什么专业，他只是说你要顺理性而行，要尽情开发生命的内涵，你不要对不起自己，不要以情绪来判断事物。总之，一个依理性而行的人，就是儒家。一个依理性而行的时代，就是儒家的时代，也就是积极光明的时代。

那么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现理性呢？我们学问上可能不广博，才华可以不高，但我们在心态要开放。好比两条直线组成的角度很重要的，你的角度是15度，虽然也可以由于线条的延伸而包括的范围愈来愈大，但终究还是局限在15度的范围内，而如果你的角度是180度，甚至360度，那么范围就是无限大了，你能不能拥有整个世界的内容？不一定，但是你的心态开放的话，这个可能性就大，至少你的希望是无穷的。如果整个民族都有这样开放的心灵，那我们就能够互相欣赏，互相体谅，携手共进，这不是很简单易行的道理吗？那么现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内容来展现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心灵？

现在凡是有儒家志气的学者，以儒家的心态做学问的人，他想为当代民族乃至世界文化负责任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为「当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有哪些代表人物？根据条件的严格与否，有不同的人可罗列进去，我们在这里就不做罗列。不过以我自己的认知，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他是一个当代新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是所有学者公认的，牟宗三对当代儒家的使命做了一个相当精简的展示，非常经典的提醒，可以做我们的参考，他提出当代新儒家志业的三个面向：

第一，「道统的继承」，也就是「传统智慧的继承」。如果人性是相通的，而人性的内涵是无穷的，则某一个民族一时间之内，原则上只能对人性的某一方面有所开发，而其所开发出者，必将被全人类所接受。那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理性是有相当广度和高度的开发的，我们不敢说中华民族已把人类的理性完全开发，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把人类理性的实践学问，开发到非常高明的地步，肯定人类的无限心，有一套可以成圣、成佛、成真人的实践工夫，一套实践的形而上学的建立，已经是对得起整个人类整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一个当代儒者、一个要替民族负责的人所首先立定的志向。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先哲的高度，但你应该有这种志向，纵使你是学物理化学的，你要有这种意愿，你这辈子做不到，也要支持别人、赞赏别人做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也是儒家的精神。所以儒家支持你去做科学家，但一个有儒者精神的科学家，不会认为只有科学才是学问，其它都不是学问，他可以不学其它学问，但他有对其他学问必有尊重的态度。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每个人都有的心愿，我们就一起立下这个心愿吧！

第二，「学统的开出」。就是「对西方学术消化和会通」。刚才说过，人类理性的内涵是无穷的，我们或许开发了它的某个部分，但西方人也不是睡觉的，他两千多年来也有许多的聪明才智之士，也对人类理性另外某些部分有相当的开发。譬如明显可见的是他们对人类的认知理性方面，有相当良好的开发成果，而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本然的，是天性。所以对认知理性的开发，也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心愿，一个民族也应该有这个志气，我们中国古人五千年来虽然没有向这方面显精采，但是看到西方人的开发，我们也是人，我们本来有这种理性能力，我们现在也可以开发，尤其是学习的开发，更是非常容易的。西方哲学家兼科学家罗素在民国初年说：「如果让中国人有三十年稳定的社会，给他一笔足够的经济资源，三十年之内中国的科学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可见依照西方人的经验，学科学并不是很困难的，只要三十年。可是，我们的近代文化史已经过了九十年了，三个三十年了，我们的科学还没有赶上西方。请问，是中国人不用功？还是愚笨？还是中国人并没有走对学习的道路？这不是我们应该痛彻反省的问题吗？中国人不用功吗？中国人非常用功。中国人不聪明吗？中国人很聪明，至少不比别人笨。而居然九十年来，还不能学成三十年应该能学会的程度。因此，我判断，教育一定有问题，尤其是科学教育有问题，而科学教育的问题，原来是出在背后的文化思想就有问题，文化思想的问题，又根源于对于人性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如果不从人性的本源深入思考，中国的科学就只好永远跟着西方后面走。因为西方人把握到科学的原理了，而他们的科学教育是真正的科学教育，而我们没有把握科学所以成就的原理，顺带的，科学教育也减低了功效。西方人是真正从人类理性中开发出认知的精神，以成就科学。而我们不是，我们还是一直从功利的角度着眼。所以，他们的科学教育注重思考，我们的科学教育注重技术。他们的科学提倡，在为人类思辨能力作证，而我们的科学提倡，在想「迎头赶上西方」，在「科学救国」。的确，我们热切想要赶上西方，我们有诚意要救国，但，须知，科学不是救国用的，科学是用来开发用来完成人类理性的！假如不从这个角度去调整心态，我们就永远在实用的阶层做科学的仿冒。所以我们对于学问对于教育应该有追根究底的反省。要有信心，科学不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是中国人自己顺着人类的理性开发出的。学问自有它的统序，称为「学统」，我们应该注重从逻辑数学开始训练，数学应用在物质上叫物理，应用在化学上叫化学，这是我们人类的基本能力，我们不要那么恐惧和着急啊！我们可以自己开发出来的，而自己开发出来的和西方是一模一样的，这叫做「开出」。学统由自己的心灵开出，中国人的认知理性就开发了，中国人理性的开发就更完整了。所以「学统的开出」是新儒家的理想之一，也是我们整个民族任何一个读书人都要有的志愿，所以当代新儒家并不是那几个学者在做，而是中国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有的心量。

新儒家第三个面向是「政统的完成」，亦即「民主建国理想的实现」。政治之清明，社会之安定，是人类千古以来共同的愿望。我们的道统里本有「内圣」、「外王」两头的实践。刚才「学统的开出」是以科学为核心，用这种认知理性又配合着对于人间的悲悯，我们应思考怎么安排社会的次序，政治制度怎么达到理想的境界，即考虑「政统」的问题。这个「政统」不是哪个朝代传给哪个朝代，而是合理的政治统序为何，政治的智慧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把它实现出来，以安百姓，以治国平天下。以上，道统是说「继承」，学统是说「开出」，而政统是说「完成」。

现念以来，我们已经接触到了政治制度的大变化，已经从专制走出来，但是还没有把人间安排得十分合理，政治还没有走上轨道。这方面不成熟，一个儒者何能心安？因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事，这是关系到天下苍生幸福的事，不管我们是不是学政治的，我们是不是对政治有兴趣，都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关怀的。而这种关怀应该用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良心、人类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关注。而且不止是理想，还要落实下来，按照思考的系统，有一个合理的安排，时时看他的成果，时时加以修改，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所以当代新儒家是真正能继承儒家的精神在现代的表现，而且当代新儒家心量更加开阔，至少比起宋明儒家来，当代新儒家并不排斥佛老，当然，也不可能排斥西方文化。认为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不仅不排斥，还要尽力吸取消化，发扬光大，这是何等的心胸！像这样的人生，不值得我们敬佩和追求吗？像牟宗三先生，自己就做了表率，不仅对儒家有深入研究，写出《心体与性体》煌煌大着；他还对道家做了深入研究，写出《才性与玄理》这本书，他对佛家更有独到见解，他以天台宗为标准，反省了中国佛教的各个系统，当然，也从此顺便深入到印度佛学的智慧，写出《佛性与般若》两巨册，这三套书就是儒、释、道三家义理在当代的理解和推进。牟先生用当代哲学语言来重新表彰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学问，就使中国的哲学能够稳立国际地位。对于这样的的心愿和成就，不仅作为他的学生要衷心推崇，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每个中国人要立下志愿，这辈子有机会的话，也要读读这些书。康德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之前的哲学汇聚到康德这里，之后的哲学从康德开出来，西方人曾这样说：「通过康德不见得有好的哲学，但不通过康德必定是坏的哲学」，因为你连基础都没有，你连行情都不知道，怎么能有哲学的创建呢？仿效这句话，我也有个看法，这也不是我个人这样看，应该每个人都明白的，只要我们真正了解新儒家，了解牟宗三，完全可以这样说—「牟宗三以前的中国哲学汇聚到牟宗三，牟宗三以后的中国哲学从牟宗三开出来，所以通过牟宗三不一定有好的现代中国哲学，但不通过牟宗三一定是坏的或者说粗浅的中国哲学。」也许这句话有些人听来是逆耳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讨论学问，如果赞成，也不可以随便赞成，要亲自走一趟再来赞成，如果是反对的，也不可以只冷笑一声，认为哪有这种人。刚才不是说了吗？人类的心灵确实有他的高度，生命确实有他的境界，怎么可以冷笑一声就置之不理了呢？所以如果不赞成的人，我首先会敬佩他，因为他是实事求是的人，他有怀疑的精神。但是这个怀疑一定要解决，要不然他的生命就处在蒙昧当中，所谓大惑终身不解，而这个解决一定要透过自己真实的见证，也就是反对我的说法的人，请你也要好好读牟宗三，也许你读的时候就有了心得，之后也赞成了这种讲法。

再说，姑且不管牟宗三是不是真有这么高的地位，至少我认为刚才讲的牟宗三所立下的新儒家的三个心愿、中国文化的三个面向，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所必须慎重面对的问题，而且要尽快走上正途，要不然中华民族真要成为没有方向感的民族了。

这三大志业，我再说一遍，第一，道统的继承；第二，学统的开出；第三，政统的完成。先秦的儒家就有「内圣外王」的全幅理想了，如果把第一志业视为「内圣」之学，则第二志业是内圣之扩充。而第三志业，则纯属「外王」之学。但牟先生认为现在的外王，应为「新外王」，新外王不能只由古人所说的「内圣」直接推出，要加入思辨理性的运作。所以，第二大志业是一个重要关键，这应当是此一时代的任务，也是新儒家之所以为新的特性所在。完善这三大理想，才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对得起我们的时代。其实这样的志业，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会通和融合。这样的会通和融合，本来是世界性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比较难以寄望于西方人。因为，一来，近三百年是西方文化当令，对于学习中国文化，他们较无迫切感。二来，由于学问的特性之不同，中国人要了解西方是比较容易的，西方人要了解中国，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贯通中西、融会古今，是中国人的责任，是新儒家的终身奋斗之所在。我愿意以这三个志业，来和各位共勉。各随机缘，做多做少，皆可珍惜。（鼓掌）

我自己之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当然是不成材了，但是，我在这个不成材的质量中，也想尽些心力，以贡献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所以我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在海峡两岸，乃至于在全世界华人社会，就我的所能推展读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所谓「读经教育」，最主要的是「儿童读经教育」，就是让儿童及早接受经典的教育。「儿童」就是教育的时机，「经」就是教育中使用的教材，而「熟读」就是教育的方法。现在儿童所读的「经」，比我们刚才说只以儒家的书为「经」的这个意义扩大一些，凡是人类有高度智慧呈现的书籍，都以「经」看待。儒家的基本典籍，以及诸子百家的精华，和史学文学的名作，乃至于佛学的经论选要，都是我们读经的范围。而且我们不仅要儿童熟读自己传统的经典，为了尊重人类全体智慧，走向世界，我们要求儿童「外文读经」，熟读外文经典著作，如英文，就以英文读莎士比亚和圣经等教材。整个教育的设计是非常奇特的，只是多读多背，不必让他了解；甚至也不一定能读的时候才读，而是从胎儿开始，就可以多听多接受，到最后能烂熟而背诵。只要能够背诵下来，就成为一生学问的基础，有了这些经典作基础，它会源源不断供给生命的热力和活力。假如从小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越长大感觉学问越艰难，小时候经过这样一种酝酿，长大后就越发用越广大。只有在十三岁之前才是语文学习的关键期，而高度语文学习之要领，是将最深刻的文章趁早囫囵吞地留在心中日渐酝酿。

有人认为这是违反教育原理的。我现在要说，这是违反「现代中国五四以来的所谓的教育原理」。而五四以来中国人所知道的教育原理是不是教育的本质呢？这是我们要反过头来思考的。难道教育就只能是五四以后所知道的这些原理吗？假如不仅仅是，那么你就不能立刻说读经教育违反教育原理。你应该去了解了解、去观察观察、去实验实验。

各位，五四以来推广所谓白话文教育，把中国人害惨了。白话文是不需要学的，我们现在居然在学校里，用学校这样富丽的设备，用老师这样尊贵的地位，用学生这样宝贵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了几乎十几年的白话文。学了这十几年白话文，请问我们国人白话文又到了什么程度？而古文又到了什么程度？胡适之没有学过白话文，鲁迅、老舍从小不读白话文，钱钟书、沈从文根本没有上过小学读过小猫小狗，但是他们都是白话文大师，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他们不仅能作白话文，他们能读经史子集，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的限制，他们还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标竿人物，为什么？很简单，他们从小背诵了许多有用之书，成为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当他们还不懂事的时候，私塾老师就在他们生命中埋藏了一个宝藏，将来想要取多少，都可以拿出来。而我们今天埋藏的都是一堆稻草垃圾，一辈子没有用的东西。结果你的白话文又在哪里？文化教养又在哪里？而且，现代的人品在哪里？现代化的知识又在哪里？

所以白话文不需要学，会读经史子集，白话文读得更好，会讲话会写字，就会写白话文。而要学会读经史子集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不固执科学的教育观念，认为懂才能教，语文教育的禁锢就解放了。因为语文是不懂也可以学的，学久了就会懂。有人认为教育应该「学以致用」，而把「学以致用」解释为「现学现卖」，依照学校的阶段性，幼儿园只教幼儿的学问，小学只教小学的东西，初中就应付中考，高中就应付高考，像这样的学习，说是「学以致用」，其实是不合乎人性的。「幼而学，壮而行」，先前为将来储备，才是「学以致用」的真义。

各位！教育是人才的基础，如果我们连自己祖先的四书五经都不能读，光一点道统的继承就出问题，怎能出现国际性人才？当年吴稚辉说：「我们要把经典丢到茅坑里去，三十年之后再捞起来」。好了，他们是把经典丢到茅坑里去了，吴稚辉讲这话的时候还是民国初年，现在已经经过三个三十年了，你把经典捞起来了吗？所以，民国初年五四时代那些人都是妄人，虚妄的人，他们的主张是虚妄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居然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我为此痛心！我为之不平！在此中华民族转机的时候，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应该怎么作，不是应当反省反省吗？所以我提出一个教育模式，一个新的模式—读经教育。你可能说它类似古人的私塾教育，但我不是因为古人这样做而这样做；你说它违反西方，我也并不是要反对西方而要这样做。而是作为一个人就应该这样学，老师就应该这样教，所以我们就这样来提倡，叫「儿童读经教育」，这种教育已经流传到两岸以及全世界了，全台湾超过一百五十万儿童，大陆超过两千万儿童，正在接受读经的教育了，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假如各位还不了解，我希望你有机会一定要了解，假如现在家里有孩子的人你要赶快实施，假如年轻人，你要立志，以后结婚了，要从胎教的时候实施。这样我们的教育才顺理成章，我们的民族才有前途。

如果已经是大人了，可以自由参加今天早上我们在「四海儿读经推广中心」所发起的「论语一百」的读经活动：每个人自己立志在最短的时间内，譬如六个月之内，把论语从头到尾读一百遍。想要增强自己的中文程度，想要得到修身养性的启发，想要探求中华文化的精髓，都应该从论语读起。而读经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拿起书来，就读，所谓「辞熟而后义透」，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从头读到尾，一遍再一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到得一百遍，自有不同的境界。

大家多读几句经典吧！不要被五四的人笑我们被他骗了，笑我们已经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八十八年，还不知觉醒。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至于读经教育的详细内容可以到网上查找，有一个「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只要在搜索引擎打四个字「全球读经」就可以搜索到，已经有上千页数据，讨论的非常深刻，广泛的问题都被提出，都被解决。至于这个网之外，有许多相关网站来也在推广在讨论，各位可以自己去接触、去研究，如果有意见也欢迎在网站留下来，我们可以讨论。

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民族！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鼓掌）

   【本文由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信息部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