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季谦）先生说：我现在就从“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句话讲起。我们说教育为的是要培养人才，那么，请问什麽叫“人才”呢？需要对这个“才”字先有一番的了解。我认为“才”至少有大小两种意思，也就是有大才，有小才。一般或许认为一个人有人间的聪明，有社会生活的本事，在现实上有成就，就是有“才”。但这种人多得很，这是不是古人心目中的“才”呢？孔子曾提过“才”的观念，他说“才难”，翻译出来，就是“人才很难”。如果有聪明有本事有成就算有才，才怎么会难呢？──说到“难”这个词语，也要讲解一下，据说拿破仑自夸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我想孔子的字典里面更应该没有“难”字啊，何以还有“才难”之叹呢？拿破仑的字典不知道是否真的没有难字，但我想，果真没有的话，他的“所向无敌”，依然是低层次的。你看，拿破仑到了江郎才尽的时候，不是就一筹莫展吗？而孔子的字典里面如果有“难”字，他的所向无敌却是高层次的。因为孔子被公认是“知其不可而为”，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他还去做啊！这样，人生还有什麽可以难得了他的事呢？然后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拿破仑能够视富贵如浮云吗？他在富贵这一关就过不去呀，所以拿破仑字典里面还有许多难字，他只是自己看不到。一个人需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地，难事才会比较少。孔子还曾向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每读到这一章，我就很感慨，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居然只有一个人和他同心。孔子和颜渊都可以做到：当天下要用我的时候就大行其道，当天下不用我的时候我可以隐藏起来，即是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在得志的时候他并不是只会趾高气扬，不得志的时候他也没有叹恼嗟悲，你说孔子的字典里面有难吗？所以这种人格叫做漂亮的人格，这才是彻头彻尾的漂亮。（竖大姆指） 
但是论语里面孔子明明讲过不少带“难”字的话，我们感到很惊讶。第一个“难”，孔子回答子夏问孝，说“色难”，这个色到底难不难，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的，面对父母的时候，脸色能不能表现得很愉悦。有人责备年轻人，“你为什麽这样对父母说话，摆着个臭脸做什麽？”年轻人说“我心里孝顺就好了”。是这样子吗？所以从里到外要能一致，写书法的人叫“心手相应”，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孔子说“色难”。这是第一个“难”字。
第二个“难”字，孔子说“才难”――“人才”是很难得的。为什麽孔子这样说呢，因为在“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尧舜在位，应该是人才盛出的时候，但舜用来治天下的只有五个人。至于周朝开国之初，他们的祖先在歧山地区，积德累功数百年，那功德终于凝聚出一批“人才”来，那是历史上人才济济的时代了，不过武王也说“余有乱臣十人”，协助他治天下的，连他的夫人也算上，也不超过十个人。凭着这十个人，就可以创造周朝八百年历史。这就难怪孔子要发千古之感叹了！因为“才”是那么重要，而“才”又是那么难得。那么这种才是什麽才呢？这种才我称为“大才”。   

才与德
另外一种了解“才”的方式，是跟“德”相对照，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资”就是给予资助，“治”就是治国、平天下，“通”就是普遍的，一定要的，通常通用的，非这样做不可的学问，“鉴”就是镜子。你一定要有这面镜子你才可以用它来治国平天下。古人著书都不茍作，作了这本大书，司马光的心里是对天下有一种殷切的期待，对政治家，即所谓的天子皇帝，乃至于一切大臣，有着深深的期待，要他们要从历史的演变当中认识天下国家兴亡的道理，用来自省自励，以保天下国家之安定和祥。所以我有时候会发牢骚，说：如果没有看过《资治通鉴》，不可以让他登记为立法委员的候选人（鼓掌）。他不知道天下兴亡的道理，怎么治国平天下？司马光作的这部《资治通鉴》最主要的内容是叙述历史，让历史说话。但遇到一些大事或关键性的人物出现时，司马光会给予一段评论。所以你去读《资治通鉴》，读到某年某月发生什麽事，忽然来一个“臣光曰”――因为资治通鉴这本书本来是编给皇帝看的，他怕皇帝不认真，所以在关键处不免殷懃交待，说：“为臣司马光如是认为”，以下就来一番议论。 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 
近代台湾有一个人叫做柏杨，他把《资治通鉴》翻译为白话文，他认为凡是“臣光曰”都是迂腐之论，全部把它删掉。臣光曰的是不是都迂腐，我不知道，但是臣光曰的第一篇文章，后人称为“才德论”的，就讨论了“才”与“德”的关系。文中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才德兼备，是上等人物；如果才德不能兼备呢，与其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我认为这个观念，应该是我们判断一切“人才”的标准，不管是国家选才与领导人的自修，一个公司选才与领导人的自修，都应该是你的“资治通鉴”。
最近越来越多这样的警告：当前社会上的年轻人或许还有一点知识，但是品德越来越堕落。所以许多大公司他都发出了一种新的选才观念，把职工的品德考核列入升迁标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远见的企业家。 

小才与大才
如果把“才”跟“德”分开，重才不重德，这种才充其量也只是“小才”。今天我们说要培养“大才”，所谓“大才”的这个“才”，其涵义应该是广大而全面的，有治国平天下作用的才。到底是什麽样的才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德才兼备”的“圣贤之才”。圣贤之“才”，才叫做“才”，叫做“大才”。
那怎么培养圣贤呢？首先要培养君子。什麽叫君子呢？我定义为“向往于德的人”，一心向往于德，这种人我们可以叫做君子。而既向往于德，这种人必定是好学的。这个“好学”照儒家的学来讲，这个“学”的内容是很大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学校所谓的“功课”或职业里的“专长”。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又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学的第一义是“德”，第二义才是“才”。所以我们要培养这种首先能向往于德，而这个德就包含才的君子。 
一个有德的君子怎么会不学文呢？怎么会不好学，怎么会安于无知呢？怎么会不现代化呢？怎么会不多元呢？如果固执不多元，还算君子吗？所以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怎么会固执呢？不好学还算君子吗？不现代化还叫君子吗？墨守成规是君子吗？孔子是不墨守成规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孔子是什麽朝代的人？周朝。他一心向往于周朝，所以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一心向往于周朝，他讲这个礼，历数三代损益，说“其或继周者”。他是周朝人啊，他说后来还有继续周朝的人，他不是唱衰周朝吗？所以孔子是很现代化的。他知道历史还要转变的，如果不明时事，怎么算君子呢？
所以说向往于德，我们这个德也是广义的意思，不仅是德于“道德”这种德，还是德于“才华”这种德。一个有德者，一定是人品有德，而且他的学问也有德。所以依照孔门的教导，是仁智双张。仁就类比于德，智就类比于才，所以仁与智同时都要成立。而向往于仁与智的人谓之君子，其向往而有所成谓之贤人，如果其所成到达一种通体透明，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肉身成道，叫做圣人。 
所以我们怎样培养大才，很简单，先让我们的孩子做君子，什麽叫君子？好学不倦，什麽叫好学不倦？学是什麽东西？并不是去学习功课，也不是去参加全国经典总会考――这当然也包括在其中，但是不止是如此。

大才的三纲领
那还要如何？当然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表达“好学”所好何学的内容。但今天，我想用司马迁的理想来展示这样的内容，司马迁作《史记》的理想的三句话，可以方便作为大才的三个纲领：
第一句话就是——“究天人之际”。究就是追究，深究，穷究；之际就是之间。之间不是哪一个定点，而是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人与天的关系。或者说看人不只是从现实来看，更要从终极的价值来看，那终极价值是超越于现实的。如此地去探究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这叫“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的人一定深通人性，从人性的深处来了解人，而不是从你的个性，不是从你的环境，不是从你的种族，不是从你的历史，甚至不是从你的类别来了解人。什麽叫从你的个性？有人说，说：我生来就这样子啊，你怎么样？像这样就是从个性来看他自己；说“我是因为环境影响，不得已啊”，这是从环境来看他自己；说“这时代总是这样子的，这是从时代来看人”；说“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个传统啊”，这是从种族来看人；说“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从人的这一个“类”来看人。究天人之际，不是从人的这个类别来看人而已，乃是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放在宇宙之中来思考人的意义在哪里？能够有这样子的思考叫做“究天人之际”。能够究天人之际，这个人他当然不会是自我主义，他不但不是为自己着想，他甚至也不是替自己的环境辩护，替自己的民族辩护，乃至不是替人类辩护。眼光要超越自己，要超越环境，要超越时代，要超越种族，还要超越人类。这样叫究天人之际，这也叫做为天地立心。 內容来自爱读经 
第二句话叫做——“通古今之变”。人不止是究天人之际的超拔而上，人总还是人，你总是还在人间做事，你所最关怀的还是人，还是这个世间。所以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所以再落实下来，你怎样安顿你自己？你怎样安顿家庭？怎样安顿社会？安顿时代？乃至于安顿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个安顿是不是我想安顿就安顿呢？并不那么简单。你必须有许多才华，必须有许多知识，必须有许多的手段，你必须有许多的能耐。照现代西方传进来的文明来讲，你必须有许多的“制度”，这个制度从日常做人做事的规矩，至于国家的大法，甚至国际法，统统在孔子所说的“礼”的范围。你要有礼，而且这个礼要设置得好。礼固然是一种规范，不过它不是“限制”，你还要把这个规范实施得非常地谐和，所以礼必定要有乐来相配。没有乐的礼就是枯燥的，僵化的，束缚的。所以“礼”、“乐”往往合称，周公制礼作乐，便是为天下立制度。要为天下立制度，便需对人性对世界有现实的了解，不只对当前的时代有所了解，还要对古往今来的事务有所了解。这叫“通古今之变”。刚才的“究天人之际”，是你要有人生的哲理，现在的“通古今之变”，是你要有历史的见识。历史的见识中有许多的人物，许多的事实，有许多我们可以参考的人类的经验，这一切经验的成果，就是现在所谓的“知识”的范围，所以“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刚才说“究天人之际”，你要有高远的人生智慧。通古今之变中的“古今”，不只是历史时间的连续，还包括地域的空间的广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古今”加上“中外”。一个现代的人必须能够有通达如此广博的学问，否则不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才。 
最后，是“成一家之言”。究了天人之际，通了古今之变，你还要成一家之言。这个所谓的“成一家之言”，本来是司马迁在作《史记》的时候，他别出心裁，有一个特别的“笔法”。司马迁用什麽来“笔法”写历史呢？他在写历史的时候，不仅是记载历史的事实，他也学孔子作《春秋》的方法，就是在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就把自己对于这个人物或事件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加了上去，这样叫“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他内在的心灵跟客观的知识能够融通在一起，用主观的心灵去评判客观的事件。而这个主观的心灵怎么可以随便评判客观的事件呢？这是司马迁自己有自信的，他一辈子就想学孔子作《春秋》，孔子的《春秋》所谓寓褒贬，别善恶，一个字就可以褒贬。所谓褒贬就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把自己对于历史的判断加上去。现在的学术界都叫人要“客观”，他们怎么可以主观呢？。其实如果只有客观，就无所谓“成一家之言”了。 
但是如果只有主观，你这“一家之言”又有何用呢？人人都自成一家，岂不徒增天下的纷然淆乱？假如有人用了你的或我的“一家之言”来指导他的人生，岂不受了我们的害？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成一家之言”的。那么，谁可以成一家之言呢？谁可以把他主观的评论加在客观的历史事实当中，而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教训典范，以改善人生，成就世界呢？这个人的内心必然要有非常的自信。什麽自信？首先要有一种最原初的智慧的自信，叫作“究天人之际”，还有一种旷观古今，了然于制度之更替，礼乐之损益，有识忠奸知兴衰的远见，叫做“通古今之变”——他有了这样的心量和见识，即使是用他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学派，自己的“偏见”来引导人，他的主观同时就是客观，所以他不是引导他人走向自己，而是引导所有人也都走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让所有人都能够升进他的心胸，所有人都能够开濶他的眼界，所有人都有大心量，所有人都有大气魄，所有人都有大智慧！能够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见识，能够这样引导众人的人，我们称为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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