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书院的根本精神，我以为就是教之以“为人之道、为学之方”，这是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宗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礼记·学记》中明确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为立国之本，“立国之本”的根本之处，并不是简单地教授知识，而是教之以“为人之道”和“为学之方”。中国传统教育是将知识教育和德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近年来教育界提倡与世界教育接轨，实际上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误区：在西方的教育传统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头进行的，学校是知识教育的场所，教会、教堂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集于一身的，书院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理念。而在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二者之间，道德教育又是放在第一位的，“为人之道”是传统书院教书育人的根本理念。即使是知识传授，也不是灌输死的知识、书本的知识、章句的知识，而是教学习的方法，教会人们发现知识、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和能力，这就是“为学之方”。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教育中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八岁到十五岁的小学教育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个阶段的教育，注重的主要是行为规范的养成；十五岁以后的大学教育，“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重道德修养、尊师重道。这都是围绕着“为人之道”展开的，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要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朱熹还提出了六条读书方法，这六条实际上也是书院的教学方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就是“为学之方”，从怎么学习到怎么实践的过程都提到了。

        中国古代书院的理念和宗旨是围绕怎么做一个人、怎么成一个人来展开的。我们现在却常常是本末颠倒：我们抓成一个什么家而不去抓做一个人，我们抓遵守职业道德而不去抓做一个人的道德。书院要“立本”，“本立而道生”。

       书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密切的师生关系，“师生如父子，书院如家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只是在课堂上才见面。有人说“师生如父子”是封建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父子关系”——师父师父，学子学子，师就是父，学就是子——是不能简单地否定的。我们过去也常讲君父臣子、父母官子民，这都是通过父子关系构建一种亲情，然后达到融洽的关系。
        可能很多人会反对“师生如父子，书院如家庭”。我曾经接受中央台的一个专题采访，他们有一个问题，说中国历史上是家国同构的，他们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是的，中国古代确实是“家国同构”，我们常把国天下变成家天下，然后把家天下推扩到国天下。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文化中的腐朽作风，近百年来我们批判宗法血缘制度的核心也是“家国同构”。不能否认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也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去理解。地方官是父母官跟子民的父子关系，就是绝对的不好吗？父母对子女永远是无私的奉献，永远是不计回报的。所以，我们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简单地考虑。

       书院的传统尤其是“师生如父子，书院如家庭”的传统，是今天的教育非常需要的。现在的教育如果变成学生出钱买知识、教授收钱卖知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书院里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同学习，同探讨，同游乐。我们都知道王阳明游南镇的故事。什么叫“游南镇”？不就是一起郊游嘛！大家在南镇游玩，看到了花，弟子问：“花在心中，还是心外？”王阳明就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 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他回答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这不是单纯在课堂上能得到的。我讲过，学生要学会偷学，偷学不是偷东西，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学、随时随地都要学。但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一起随时随地同游的机会，学生怎么偷学？        书院继承了历代的教育理念，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两个方面的配合非常重要：一方面，不管你的资质如何，不管你的身份如何，我们是“有教无类”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根据你的不同资质进行不同的教育，充分地发挥你的资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批量生产化、标准化、规范化，扼杀了许许多多学子的资质和才能。书院要充分地发挥每个学子的特长，“因材施教”，同时要做到“有教无类”，二者需要很好的配合。
        书院教育理念中根本的一点，就是启发式教育。什么是启发式教育？启发式教育，就是点拨的意思。该怎么点拨呢？首先，要启发学习的自觉性。孔子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习的主动性要充分地调动起来，这是启发式教育的根本，然后才有“引而不发，跃如也”。如果他没有这个意识，你再教他也没有用，再启发也没有用。
        我原来对马一浮先生有一点不太理解：当年浙江大学请他当教授，他说“我不去”，“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嘛！我说那么坚持干什么呢，是的，“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但人家来请你，你就可以去传道嘛！这样做太古板了吧。
        后来想想，马先生这样做很有道理——你没有来学的精神，我去教你干吗呢？对方没有学习要求，我们主动送上门，那就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问题，而是弹琴者的问题，弹琴者不看就弹，人家根本没有需要，你非要送上去给人家。学子一定要主动地自觉要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教育。书院教育过去都是自觉自愿的：学子背着粮食跑到深山老林来求学，有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们做老师的就爱收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才能进行启发式的教学。有了自觉，他才可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这应当是书院坚持的一个原则。
       书院坚持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自学为主、相互切磋、教学相长、自由讲学”。是“自学为主”，不是灌输；然后是“相互切磋”，在同学之间、在师生之间相互切磋，这样就能够“教学相长”，然后就是“自由讲学”，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书院非常好的传统和精神。

       古代书院一般会选在山林，靠在大自然，远离尘世，清净明洁，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亦即与世俗价值保持距离。靠近大自然能令人的生命得到净化、对内心的欲望有一种洗涤的作用；因为大自然所显示的是宇宙的生命，即是道的生命，所以在山林中读书，我们更容易体会到天地之秘密，体会生命与天地之交流，而得精神之超升。所以后来朱熹、陆九渊等，有空即带学生游学、游山，在那里饮茶、作诗、作对，互相唱和，既和谐又可以切磋学问，互相引发，互相分享。学生在这种情景中往往会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旅行、读书、生活、研究、切磋、成长，打成一片，是书院一种很有特色的教学方法。
        另一方面，把书院建筑在山林，亦可以时常警示我们，要对现实社会进行反省。唯有保持距离，才能易于批判，尽读书人的责任，向历史文化交代，而不是向现实交代，如今天的大学教育，就只向现实交待，完全失去大学应有的理想。这“理想”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慧命的继承。读书人的目标不一定是出仕、做官，当道不行时，便要守道、讲学，把理想寄于将来。这一点，才是中国书院精神的历史体现。
    （本文由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信息部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