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师友杂忆
又如当时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
国学专修馆，又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无锡，作终老计。及荣家蠡湖长桥落成，唐家又为蔚芝特筑一别墅在桥之西端鼋头渚，面湖背山，风景特幽，游人少至。及抗战胜利，蔚芝虽以病居沪，而
国学专修馆终迁回，恢复办理。其他经商有成，在其家乡兴办中小学者，乃指不胜屈。其实推而上之，无锡一县在江南开风气之先，如俟实东林两学校，远在前清光绪戊戌政变前，为全国地方兴办新式学校之开始。规模皆极宏伟，科学仪器亦极齐备。皆由地方人士私费创办。但戊戌后，两校皆遭毁，否则亦他日之南开也。然风气已开，即余之幼年，早获投入新式小学读书，亦受此风气之赐。
西方学校亦由私立者在先，惟不属之地方，而属之教会，此则双方文化不同之故。然学校教育重在私办，则大致无异。如英国之牛津剑桥，皆由教会兴办，历史悠久，至今乃为其国人所重视。美国之哈佛耶鲁亦各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其先亦由教会兴办。州立
大学最迟起，然始终未有国立
大学。吾中国果诚慕效西化，则学校教育似亦当尊重私立。
惟论中国历史，远溯之先秦，孔孟讲学，岂不皆由私人。汉武帝时，已有国立大学，各郡亦有公立学校。然自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讲学尤为社会所重视。宋代
书院兴起，私家讲学其地位声势均在国立公立学校之上。盖因西方政教分，中国则道统尤在政统之上，故教育权当操自社会下层，不当操自政府上层，此为东西双方所同。惟普鲁士提倡国民教育，事势特然，但亦仅限于中小学。至大学则仍不由政府掌握。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所教皆以修身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称为乃是一种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谓国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
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其时学校则多属私立。余之始任教于中学，为厦门之集美，亦由南洋侨商陈嘉庚兄弟，海外经商赢利，乃返家乡创办。为当时私家兴学之最负盛名者。其后陈嘉庚又独资创办厦门大学，则其事犹远在荣氏办江南大学以前，有一世三十年之久。集美之有陈嘉庚，则犹荣巷之有荣德生也。其时
上海浦东有杨斯盛，毁家兴学。
山东有武训，以乞丐兴学。全国风起云涌，类此之例，恐尚多有，难于??缕以举。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马来亚。其地侨商，率重两事。一曰创建同乡会，乡人只身偷渡而来，皆由同乡会援助，得以成家立业。次曰兴办学校，皆侨商私立，远自上海聘江浙人来任教。故使此诸地迄今仍有一中国社会之存在。如辜鸿铭，即出生于槟榔屿，自幼读书于英国小学，长而游学英伦，然乃终以宣扬中国文化蜚声中外。又如孙中山先生，亦受学于香港，而终成为开创民国之第一伟人。此等皆当归功于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与其心理积习之一种无形潜势力有以致之。果使民国以来，中央政府知此深义，于私家兴学善加诱导，多予褒扬，则闻风兴起，全国慕效，诚指顾间事。乃不此之图，学校必国家公立，无锡如俟实东林两校，毁后重建，皆改为公立。而私立学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国教会来内地办学，其地位亦必在本国社会私立之上。如北平有燕京大学，南京有金陵大学，苏州有东吴大学，凡属教会大学，其声气亦必高。中小学亦然。而更甚者，则有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
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中国文化绵历五干年。皇古难考。兹述中国教育制度姑从西周开始。因西周已有《诗》《书》可考，决非无证不信。然距今亦已三千年。此三千年来即教育制度一项亦已递有变革。当即就其变革，略为分期，自西周迄孔子为第一期。此期亦已占四五百年之久。书阙有间仅能粗枝大叶叙述一概要。
古代学校除辟雍、泮宫外尚有庠序。
孟子曰“修庠序之教。庠者养也序者射也。”古代壮丁必习射。荷矢负弓乃男子丈夫必习之业。
习射亦所以培德。射属艺，而必有礼。习射亦兼以习礼。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小戴礼·射义篇》“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此证孔子之善射。《诗毛传》“水旋邱如璧曰辟雍，以节观者。”盖辟雍乃古之学校古人在此习射，斯亦学礼之一端。水环其外，所以节观者使不漫入也。泮宫则诸侯乡射之宫。东西门以南通水，北则无之。以示别于天子。而古代学校以习射为主。换言之，武事重于文事，亦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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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古代学校之于政事乃密切相关。《白虎通》所谓“行礼乐、宣教化”此乃政治上之莫大任务。下至汉儒，尚能恳切言之。
今当再说“学校”二字。孟子有曰：“修庠序学校之教。”此因战国时，古代学校之制已破坏，故孟子主欲兴修。以训诂言之，学者、效也。孟子又曰：“校者，教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可见西周教育制度之规模，已远有渊源。孟子言三代共有学，其说决非虚造。又观《左传》有“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之事。其时孔子已生，郑国乡间尚有学校故乡人集于其中以议国事。因学校乃公共建筑，而传统上学校本亦与政治密切相连。至其称校，因校字有考校比校之义。学中习射习歌，亦必时有考校可知。以后此校字多用在军事上，而当时学校，尤与军事有深切关系，亦据此校字而可知。
宋代特矫唐弊，公私教育皆特盛。其先则自社会私家教育开始。如范仲淹、胡瑗、孙复皆先在寺庙中成学，再复从事于社会下层之私家讲学事业。范仲淹继戚同文在睢阳书院，孙复在泰山书院，而以胡瑗在苏州湖州书院讲学为尤着。其在湖州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俨如今大学之文理分院制度。经义斋培植通才、治事斋指导专长。一时人才纷出。朝廷诏下苏湖取其法为太学制度，并召瑗为教授。宋代之国立太学，乃采用社会下层教育成轨，此亦难得。
当时所谓书院，亦渐由私立变为公立。宋初有四大书院，皆不由政府创建，其后乃如僧寺，亦受政府赐额。又如范仲淹在睢阳书院讲学，乃由晏殊延聘，胡瑗在苏湖书院讲学二十余年，乃由范仲淹、滕宗谅延聘地方有贤长官，始得延聘名师，书院乃得美誉，学者竟集。一时闻风继起，州县皆兴学。然在神宗元丰时，天下诸路州府学官，凡得五十三员，可谓寥落已甚。盖书院之主要条件仍在师资人选。惟其注重师资，于是有制度亦等于无制度。因良师不常有，未可必得。若为师者非其人，则学者裹足不至。即有至者，学校风声亦不佳。故每宁缺毋滥，空有建筑，不成学校。地方教育终于时兴时辍。
宋代太学在神宗时立三舍法。始入学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升内舍员三百。内舍升上舍员百人。月考优等以次升舍。略如近代学校有年级制。然太学既由政府官办政污则学敝三舍制备受诟议。
要之，在中国教育史上官办教育亦终不为人重视。
故宋代政府虽刻意兴学，而当时教育势力，则终以私人讲学为盛。但其时门第仅有吕、范两家，已在社会无势力。理学家崛起，乃与寺院僧侣争取教育权。其先如二程在伊洛、横渠在关中风气初开，聚徒不盛。然彼等之讲学故事及讲学精神，则大堪与战国诸子媲美。要之是私家自由的不受政治影响，亦不为门第与寺院所拘束。下及南宋如朱子、象山讲学始盛，蔚成一时风气。即地方长官兴建书院，亦必奉祀社会先贤，亦如寺院必奉祖师佛像。而尤以濂溪、二程三人几于为大多数书院所奉祀。
书院又称精舍，精舍之名，其先起于东汉
儒家之私门授徒。其后僧侣所居亦称精舍，最后理学家讲学又用此名。可见中国中古以来之社会教育，乃由儒佛两家迭兴迭衰，即此精舍一名，亦可透露其中之消息。而中国教育，实际即以代宗教教育之任务，亦由此可见。
然由政府办学，学校兴衰终视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虽可称道，而教育功效则终有限，此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拥有大批学人可以不负实际行政之职位，此亦兼寓有一种教育意义在内。进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选为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观政同时进学。此一制度论其渊源，实颇似于秦汉时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犹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回翔政府储才养望。此制为清代所沿袭。论其制度有张有弛。论其作用有显有晦。论其意义在政治集团之内而别有一种养贤储才之机构与组织，此则大值重视。汉代政府之此项措施，乃受战国诸子在野讲学之影响。明代政府此项措施则受宋、元儒在野讲学之影响。唐、宋两代之政府中亦有与汉、明大同小异相类似之措施。
此见中国政治重视学术与教育之传统精神，乃无时或已。此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特点，所当大书特书以供后人作参考。
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学校选举两途并重。学校在造贤选举在拔贤。而学校与选举之两者，均不免要以考试为标准。
考试制度之在中国，递有变迁，而终于不胜其流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经义取士，其变为八股流弊更甚。于是民间讲学仍必与朝廷提倡相对立。
明代民间讲学虽远承宋、元下至武宗时代王学特起而大盛。阳明政务在身而兼亦从事讲学。其所至学徒群集。倡为惜阴会欲使学者时自集会，讲论研究，及其身后流风益甚。各地社会自有组织。其大弟子年有定时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会交换心得、讨论新见。一面集合群众公开演讲。称为讲会，亦称会讲。此与朱、陆书院讲学有不同。一则讲会近似一学会，学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则讲会以宣传普及为务，更近一种社会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与深入。故此种讲会虽曾一时风起云涌，而亦滋流弊终于不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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