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历任燕京、北京、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
 
        新时代杂志社的编者，要我自述生平。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生不论是求学或做人，都不足为训。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提供别人参考的。且以读书来说吧，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因为幼年家境清寒，父亲很早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年轻人一样，由中学而大学，从师研究，或出国深造。我常劝勉青年朋友，非万不得已，仍然应当按部就班，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谈到做人，我是一个不好高骛远，不跨大步，脚踏实地的人。主张做人必须平淡、切实；言顾行，行顾言；知到哪里，行到哪里；今日知到此处，今日行到此处。在我的青年时代，正是满清末年，当时的一般父兄师长，通常是以诸葛亮、王阳明、曾文正，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备的人物，作为勖勉子弟们师法的楷模。我一迳遵奉诸葛武侯的“谨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作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
 
      我既然承认自己是一个言行谨慎，并非不顾现实的人，一生只知道治学教书，过去从来没有实际参与过其他任何社会事业。既无资本，又无准备，怎样忽然会凭着赤手空拳，办起新亚书院来呢？以我当时的情况，在香港要想办一所小学都不可能，居然要办一所大学性质的学校，简直就像摸黑路一样的冒险，这不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吗？记得起初向当地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手续的时候，申请表格上有许多项目必须填报，例如老师们的待遇，我就填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教育司的职员问我：“经费从哪里来？”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既没有，为什么要填这个具体的数目呢？”我说：“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而我邀请的老师，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书的教授，我决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对方又问：“万一他们知道了，来问你要钱呢？”我笑着答复说：“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些的。”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起先是丝毫没有经济的凭藉，前来求学的流亡青年，十有九位都是只身在港，他们本人的衣食多无着落，进了学校，还要想法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当时我们的免费学额，竟占了全部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记得那些要求入学的流亡青年，他们之间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且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证明那些学生们的苦学情况吧。我们现在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校学生，他起初申请入学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是一位两腿带着六七处伤疤的退役军人，住在调景岭难民营，担任日夜轮流守卫的工作，有一点低微报酬，可以维持生活。为了想到新亚来读书，就向营方的负责人要求全部改调守夜的职务，竟没有得到允许。他说：“如果我的志向迁就了现实，一天也不能生活了；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而决不愿失却求学的机会。”后来他的难友们同情他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有意成全他，就联合起来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换，主管也感动地让步了。从此以后，他就夜间守卫，白天上课。自调景岭到学校，快步跑一趟要费两个小时，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动身，步行赶到学校上课，傍晚又忙着跑回去准备接班。后来，我觉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就将他安置在校内担任传达，作一名工读学生。因为英文根底差一点，他现在还没有毕业。我们学校里原先是没有工役的，另外为了成全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让他在校内一面做工役，一面抽空随班旁听。他又利用晚间到一家相当大专程度的夜校上课，后来我又调他到图书馆工作。这个青年，他最近已经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学，申请准了奖学金，快要去留学了。
 
       从上面所讲这两个小故事里，就可想像得到许多流亡青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然不忘记求学上进。为了成全他们苦学的志向，起初只设有免费学额，后来则设有奖助学金额。蒙各方捐赠的奖助学金额，占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经常还有增加。本院所聘的董事，早先都有一个默契，不忙着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只需他们的同情，作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最早是在佐顿道伟晴街，向一中学租了两间极简陋的教室，从办夜校开始。半年以后，才迁到深水埗桂林街，租得三间教室，改成为日校。在万分艰难中苦撑过五年，开始获得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的合作。在这以前，有一个救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协会，捐了一笔钱，委托香港大学设立了一个东方文化研究所，港大邀聘我去任研究员，我以要办新亚为理由婉谢。港大希望我只要分一部分时间去参加研究工作就可以了，不致于妨碍办新亚。有感于盛情难却，我便答复他们说：“这个研究所既是为救济流亡知识分子而设立，我愿意以名义参加，表示赞助，但绝对不接受金钱报酬。”所以，我直到如今，还是港大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当时就我和我们学校的经济情形来说，若能够获得那每月一百五十美元（约合港币九百元）的研究金，真是求之不可多得。可是，因为深恐由于自己在外面兼职，而影响了同仁的工作热忱，影响了学校的前途，我宁愿放弃那笔为数可观的额外报酬。那时候，我们在新亚上一小时课，每月只拿三十元港币，我是校长，承大家优待，替我排了八小时课，一个月可以收入港币二百四十元。但比起开头两三年，苦得有家累的同仁，都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形又好多了。事后，从外国朋友的谈话里，才知道他们后来之所以纷纷来协助新亚，并不是为了看到什么成绩，而是看到我们全校师生在十分穷困之中，艰苦撑持的精神，认为必有一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才开始竞相解囊相助。
 
 
钱穆先生
 
      美国雅礼协会远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在我国从事教育事业，早已卓著声誉。与本校合作，则是自一九五四年开始直到现在，协同发展校务，始终合作无间。新亚自创办以来，先后承校外力量资助发展，除却我国各方人士，与雅礼协会之外，尚有美国亚洲协会、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美国哈佛燕京社、英国文化协会，香港政府，与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他们的捐赠，多半指定用途。例如在一九六〇年度，洛克斐勒基金会捐赠美金四万七千五百元，其中一万元指定为本校购置西文图书，其余分别资助新亚研究所，研究员两名前往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研究员三名在本所深造，以及本校教职员赴海外进修及考察。亚洲协会捐赠港币二万七千五百元，为本校购置实验室设备，美金九千元为本校购备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缩小影片，港币一万零四十元购置旧中文杂志缩小影片，及缩小影片阅读机。英国文化协会捐赠三千英镑，为本校购置英国作家所著各类书籍，另外捐一百英镑购买英国出版之学术性杂志。香港政府决定以港币一百万元以上的经费拨赠本校，建筑新礼堂及课室。本校是香港私立专上学校创立最早的一所，香港政府自一九五九年度开始，直接资助本校，列为政府补助的专上学校之一，并且协助本校积极准备参加在筹设中的“中文大学”。本校董事会所筹募发展科学、充实图书、增设奖助金的基金，在一九六〇年度，约有港币十万余元。对于募集经费，我总是尽力去设法；对于支配用途，我从来不擅作决定，做到绝对经济公开。学校之内，不论大事小事，都由公开的会议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做到绝对意见公开，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教授治校”。
 
      本校成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三年来，藉本身的努力，承各方的协助，陆续提高学术水准、增订课程、充实教学设备、扩建校舍。增加有志青年入学机会。全校分设文、理、商三个学院，共有十二个学系，并设有程度相当于大学研究院所的新亚研究所。本校现有教职员六十余人，其中专任者三十人。在校学生四百五十人，其中包括研究生十四名，研究员十六人。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来自海外，近如马来亚、星加坡、沙劳越、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区，远如美国，都有侨生前来求学；还有美籍和日本的留学生七名。历届毕业生共有二百八十五人，大部分已进入文教工商各界服务。经保送或自动前往美国与欧洲留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有二十余人，多数获得了国外奖学金；到暑假以后，将有两位男同学与一位女同学，分别从耶鲁、哈佛、密歇根，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位已经应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席之聘，但他却很想回到母校新亚来教书。本校师生的爱护学校，具有一种像爱护家庭一样的精神，尤其是早期的同学们，他们入学的时候，学校的设备比香港任何最差的小学都不如，使一部分徒然慕名而来的新生，失望得还没有上课就走了，只有真为求学而来的青年留下来，与老师们同甘共苦，进德修业。
 
       我们开始创办这所学校，自问对于教育宗旨方面，确实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负。我们鉴于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鉴于我们自身所承受的时代苦难，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一、人类的文化价值；二、个人的生活理想。
 
       要使前来求学的青年，对于这两项目标，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对这两项目标懂得追求，懂得探讨，懂得身体力行，懂得为此而献身。我们该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正受尽折磨，历尽辛酸，陷在奋拔无从的深渊，中年老年人，多只随分挣扎。青年们则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进。
 
        即就新亚的同学们来说，有些是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这样处境的青年，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们的内心，很可能泛起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自知的种种异样心情来。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传统，必有其极可宝贵的内在价值，我们应该促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这一传统，懂得了解这一传统的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
 
       本校创办，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之狭义的目标的流弊。
 
       本校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生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个人人生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对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
 
       关于教学方面，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是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合，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课堂讲授、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
 
        我们自知，我们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确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但若不把握这个宗旨向前迈进，则种种物质上经济上的发展，将会失却它的意义，在香港社会上少去这一所学校和增多这一所学校，将会没有什么分别。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和商业化的都市，我们所以要求讲中国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的前途，就是认为我们的前途寄托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请问我们做人的理想、事业、希望与意义价值，又将在哪里？我坚定信仰中国文化有价值，它决不会使我们无价值。同时，我还坚信我们必将重回大陆，这一信念从哪里得来？乃是从我一辈子努力在要求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得来。我们为了准备迎接行将来临的光明，必须懂得“藏器待时”。我们办学校就是要为国家民族“藏器”，将来必有一日可以用上。总而言之，我们新亚书院的意义和价值，即是寄托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仰上。
 
       十三年来，我们的毕业同学，留校或应聘到香港各学校执教的，成绩都很不错。我们历年出版的学报，早已获得欧美各地研究汉学的机构所重视，经常纷纷来信称许赞扬。有一位教哲学的美国朋友，曾在港大刊物上撰文，谈到了香港的大专学校，他说这些学校中能够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还只有新亚书院。我认为这都是我们全校师生过去辛勤努力的成果。但是，今天的成就距离我们的目标尚远，拿我们校歌里面两句歌词，即可以描述我们学校创校艰难的回顾与任重道远的前瞻，那就是：“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我们的学校，从嘉林边道，迁到农圃道来以后，为了要促使日益接近的理想与事实互相融会配合，便逐渐走向制度化，学校行政工作精密分工，分层负责，各有专司。现在由于得到来自各方的许多好友的合作，我个人肩头的责任，已远比以前轻松，每天只须到校工作半日，较有时间读书写作。自审才性，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上堂教课的人。从民国元年，我十七岁那年开始到小学教书，以及后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一直到现在，先后几乎有五十年，没有离开过教书生活。除此之外，就是讲演和写作，在写作方面，陆续出版了三十种书，历年在各报纸杂志刊登的学术论文，还没有汇印出版的，约有一百万字左右。我对写作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亲笔写缮，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
 
       我出生于民国前十七年，岁次乙未，照中国年龄计算法，应当是六十八岁了。先父在十六岁的时候，以第一名秀才入学，被目为神童，可惜身体虚弱，刚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当时我仅十二岁，我与长兄以及两个弟弟，在家无一亩之地无片瓦之屋的贫困情况下，由寡母劬劳抚育成人，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母亲毕生辛勤，全为了培育我们兄弟。直到七七事变后四年才去世，享寿七十六岁。我在家庭方面，承受母教的影响最大。我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而我如今已活过了六十八岁，身体精神都还算健康，这也许是和我一生规律而简单的生活有关。我除喜抽烟斗之外，别无其他不良嗜好。爱好接近自然，喜欢乡村环境，喜欢接近青年，五十年来的教学生涯，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
 
       我虽然没有好好的从过师，却常接受先哲先贤的影响，除效法诸葛孔明一生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我还喜欢《论语》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八个字，我自青年时代就常以这八个字来反省、自勉。“守死”使我在新亚困难的时候，决不逃遁；“笃信”使我深信中国一定会有前途，使我一生从不曾放松这信念。还有，我在前清光绪年间读小学的时候，因为作文成绩特优，老师奖赏一本课外读物，我至今还记得书名是《自学篇》，由蒋百里先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其中记述了四十多位欧洲自学成功的名人小传，一篇篇刻苦勤学的奋斗故事，使我读了很受感动。不过我一直仍认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和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
                                               ——原刊于一九六二年四月《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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