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亚研究所农圃道校园里有四棵凤凰树。
 
       新亚研究所教授吴明说，在他们学生的眼中，这四棵树正好代表了新亚赖以立校的四位大师：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
 
       在吴明的记忆里，围绕着最大的一棵凤凰树还流传着一个略显“神秘”的故事。1995年4月12日，牟宗三过世，不久之后，最大的那棵凤凰树莫名其妙地死掉了，现在的那棵小一点的是后来补种的。“牟先生经常在那棵树下面散步，结果牟先生一死，那棵树也凋零了。”吴明说，“当时我们作为学生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棵树真有感应啊！”
 
       后来，牟宗三追思会在香港举行，吴明代表新亚所师生前往致辞。他对着参加追思会的人说，牟先生以前经常在凤凰树开得最灿烂的时候跟我们说，这就是新亚精神。
 
       这不过是新亚师生口耳相传的一个故事罢了，这些曾亲身受业于钱、唐、牟、徐四位学者的学生大多已两鬓半白，说起先师们的事迹，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学生时代，眉眼上翘，羞涩宛如少年。
   
徐复观：一生读一本“大书”
 
8月31日，当天确定卸任的新亚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廖伯源回顾了他在新亚的求学生涯。
 
1970年至1972年，廖伯源在新亚所读研究生，他的论文导师是前几年离开台湾赴新亚研究所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廖曾经问了严一个汉代历史的问题，严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说完这句话之后，严就再不发一语。
 
严耕望1960年代来港，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一如既往地坚持在台湾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当时已经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严耕望婉言谢绝了。直到65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都还只是一个高级讲师。
 
当时廖伯源和徐复观走得非常近，“徐先生没有什么架子，和他讲话可以很随便”。徐复观对廖伯源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教授似乎读了很多书，但实际上都没读通，“一个人的学问其实只在读一本书，读一本大书，好好读通，你就可以在学术界自立了。”
 
唐君毅：讲课讲到物我两忘
 
从这个世纪初开始，新亚校友、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退休教授刘国强每年都会在中大新亚书院开设一本通识教育课，供新亚书院的新生们选修。
 
通识课的名称叫《新亚精神与新亚先贤的文化教育理想》，每周讲两个小时，每一届大概有二三人选修。
 
刘国强说，他之所以每年都坚持开这门课，是受新亚老师们的影响。“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就在于中国文化。新亚精神不是一个教学团体的理想，而是中国人的理想。”刘国强说。当年中国文化的精神正是附着在新亚先师们身上，由大陆辗转到香港，才有机会传递给新亚学生们。
 
刘国强至今还记得，1977年下学期，唐君毅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新亚研究所开了两门课：《礼记导读》和《中国哲学问题》。当时，唐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一讲起来就忘了他的病，有时候会咳嗽几声才略歇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这两门课都在农圃道校舍的四楼教室，后来唐先生病情加重了，免得他爬楼梯，便改在二楼图书馆里上课。这两门课结束后不久，1978年初，唐就病逝了。
 
刘国强回忆，唐君毅早期上课的时候偶尔会带一个笔记本，后来什么都不带了。一走进教室就开始一边讲课，一边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很快就写满了，用手抹一下，继续写。
 
当时也听过唐君毅课的吴明回忆，唐每次一进教室的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一路讲，一路脱，讲完的时候大汗淋漓。
 
“唐先生越讲越多，越讲越远，学问变成他自己了，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烟点着也忘记了，只管烧，烧到手才醒觉放下，实际上也没有吸多少口。”刘国强说，“讲到某些问题时，唐先生会开心地笑，不是那种大笑。”
 
牟宗三：水深五尺淹不死人
 
1995年，牟宗三去世前跟吴明讲：“我们学问的希望在内地，我们寄望大陆。”
 
“但是，他们也有忧虑，”吴明说，“牟先生说，他们讲的是纯粹的学问，讲的是学术观念的开展，但是他怕这些学问进了一个圈套，被意识形态化，成了一个新的权威，这是违背他们初衷的。”
 
当年，台湾有一些学生将牟宗三的学术思想和台湾国民党政权推行的一套政策放在一起解读，试图得出一些共性的东西。牟宗三知道后很生气，“我的思想是一套，国民党是另外一套，讲学术就是讲学术，干干净净，跟政治无关。”
 
牟宗三晚年弟子、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蔡仁厚曾撰写《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一书，书中提及牟宗三在论当代学人学问深浅时自言：“唐（君毅）先生大约水深三尺（可以行舟，可以灌溉）。我自己不敢自满，亦无须故作谦虚，本分而言之，深可五尺。至若时贤之学，虽未便轻议，而大体以‘三寸五寸水清浅’者为多也。”
 
后世学者在研究牟宗三时多征引这段文字以凸显牟身上的“狂者气象”和“教主气习”。吴明也多次听过牟讲自己的学问“深可五尺”的话，不过，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他听到的又是另外一个版本。
 
吴明说，牟先生多次跟我们讲，老师们的学问就是五尺，五尺是淹不死人的，你们为什么不能超越呢？
 
常常有学者跟吴明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新亚的学生天天“吃”老师，吃了几十年还在吃。
 
令新亚研究所1978届校友、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杨祖汉疑惑的是，当年新亚的校歌中有“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歌词，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入不敷出，但大师辈出，现在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为什么反而出不来大师呢？
 
                                                       ——本文摘自“中华人文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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