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凡关心吾中华民族之生命前途，必连带关心及于吾民族文化之传统。凡关心吾民族文化传统者，又必关心及于吾古圣先师之孔子。吾民族远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已历两千五百年之文化累积；下及春秋晚世，乃有孔子之诞生。故孔子乃是吾民族文化累积两千五百年以后之一结晶。使非有民族文化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则何得出生有孔子！而自孔子以后，迄今又逾两千五百年。此一结晶，乃光辉灿烂，色泽鲜润，历久而弥新，屡化而益厚。故吾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文化传统，实惟孔子一人，承前启后，可以作为其代表。
 
       关心孔子则必连带关心及于《论语》之一书。“论”者，孔子语。大抵自孔子三十以后，迄于其死，前后四十余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语。其具有主要意义者，皆载此书。“论”者，“讨论”义。孔子四十年间所语何限。凡所记载于此书者，皆其门人弟子，及其再传、三传以下之弟子，日常所讨论，而所拳拳服膺以终者。论又有“经纶”义。孔子语，经其一传、再传以下之弟子常所讨论，而会合编制，成此一书。论又有“抡选”义。凡孔子语，经讨论制成此一书外，尚有余语，未经录入，今尚散见于《孟子》《中庸》《易大传》，以及《春秋三传》，及《孔子家语》，乃及其他书中者，又何限。故《论语》者，乃孔子语，经其后世所讨论，所经纶编制，由抡选而成之一书也。
   
        今就《论语》一书之编制成书言，大概可分两阶段。自《学而》至《乡党》共十篇，称《上论》。此为《论语》编制成书之第一阶段。编制此十篇者，主要大概出于孔子门人有子、曾子两人之再传弟子之手。编制成书之年代，与主编人、助编人之详细，则皆不可考。孔子死后，其门人弟子追念孔子，群认为尊师讲学，乃人生惟一大乐事；乃寻求选一人继孔子为师，而相聚讲学如旧，庶人生此乐犹获维持。乃欲群推有子继孔子为师，谓有子似孔子。而曾子独加反对，谓：“师事孔子，如秋阳以曝，江汉以濯。吾师既死，谁堪为继。”其议遂不成。此故事见于《孟子》书之记载。则知当时孔门弟子，必曾有一时群尊有子，欲推以为师；而曾子独持异议，同学们始悟初意之非；则曾子亦必同时见尊。今《论语》第一篇，首章为孔子语，次章即为有子语，第三章又为孔子语，而第四章则为曾子语，则知此上论十篇之编制，殆必由有子、曾子之门人弟子主其事。若以曾子语即为第三章，则若迳次于有子语之后，似于两人有高下之分。今在曾子语前，仍取孔子语居其先，则可避免此嫌耳。
   
       惟孔子既死，其弟子各自分别开门授徒，势散不复聚。但其所教，则共尊孔子。故孔门之三传，乃亦同尊孔子，过于其亲授业之师。乃有因其师言，亲赴曲阜，以仰谒孔子之故居，而低回不忍去；并有在此相聚而讲学者。此风至战国之末，下迄汉初而不衰。是必此辈相聚于曲阜孔子之故里，各出具随身携带，长日所讨论讲诵之孔子语，而互为对勘；乃有合编一书之动议。其事绝不限于有、曾两家之弟子。或可始于两家弟子之初传，而必当待于有、曾两家以外其他门人之再传弟子，或更待及于三传弟子之时，而上论之书始成。则更若合适也。及上论既成，此风已开，而各项材料尚络续汇集，于是乃有《下论》十篇之再次编成。则其事更后。
 
       故《论语》一书之成编，当上距孔子之死，有两百年之久。其事当在秦并六国之前不久，而天下复归于一统。故《论语》成书，实乃当时吾中华民族学术界一共业也。孔子自言：“我学不厌，教不倦而已。”孔子以其所学，公之其门弟子，又各自广其师传，以公之于各自之门人。至其编成此书，则不知出于谁何人、几多人之手。要之，则已历两百年之长时期。此非一共业而何？
     
今再就《论语》一书之内容言之。其《上论》首篇《学而》篇之首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之道亦大矣，何以教人？首之曰：“学而时习”，继之曰“朋来远方”。人孰不当学，学又曷可无朋？孔子教人首在此。至于学之所得，他人之知不知，则可勿以为重。则孔子之教，即在教人一共业也。孔子所教，最重在仁道。然仁道极难讲。《学而篇》第二章：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子提出“孝弟”二字，其谁不当学？又谁不能学？仁之本即在孝弟，亦一共业也。第三章又为孔子语，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仁道难学，先求其毋不仁。日常人生中，言不求巧，色不求令，此又可知而可学者，仍是人人一共业也。第四章则为曾子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孝弟行于家门之内，忠心则推之家门之外。孔子之教人最首要者，在教人孝弟、忠心。孔子曰：“学而时习”，曾子则曰：“传不习乎？”曾子则时习孔子之所传。曾子不自立教，即教孔子所教。孔子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则孔子亦未尝自立教，即自述其好古而学制所得耳。是则所谓学者，非人生一共业而又何耶？此之所谓“共业”，即孔门之所谓“道”也。使非人人行之，则又何得为道？而人人由之，则即是一共业矣。
 
《学而》篇先有有子，后有曾子，亦非于二人有先后之分。有子孝弟，宜在前。曾子言忠信，宜在后。《论语》先及此两人，亦非于两人有特尊。有志仁道，则孝弟、忠信宜先及也。苟使习于巧言令色，则又乌得为人忠信？然则即观于《学而》篇前四章之编列，则《论语》一书，岂不经精详之讨论，而可率尔拉杂以成之乎？然而此等艰苦经营，其出于谁何人、谁几人之手？则姓名泯灭，无可考矣。孔子更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论语》前十篇之编成，则洵出于后生可畏者之手。孔子之言，亦信而有征矣。
 
兹再考《下论》后十篇。首《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弟子分前后两批，孔子去鲁赴卫前后游者为“先进”，孔子自卫反鲁后从游者为“后进”。孔门讲学，其未用则多讲孝弟、忠信。及用之，则讲礼乐。此乃于政治、社会、教化、陶冶见大作用。前辈弟子心切用世，故于礼乐仅讲求大略。后辈弟子已值孔子晚年，用世之心已淡，而讲求礼乐则日益精详。故前辈于礼乐犹野人多质朴之气，后辈于礼乐日臻文雅，有君子之风。而孔子则有“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之慨。此见孔门学风先后转变。而孔子心情之所寄，则尤在彼不在此。故次章继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相从于陈、蔡之门人，则全属先进。先进中有未从孔子出游，而先孔子卒者。有从归而先卒，或者出仕，未能常相聚于孔子之门者。于是继之以孔门四科之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所举其成材者之名字，惟最后文学一科，游、夏两人为后进，其前三科则皆属先进。则孔子之心所重，其偏在先进尤可知。故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是则孔子屡常夜梦周公，逮其不梦，乃自叹精力之衰。斯其有志用世，亦可谓情见乎辞矣。
   
然孔子又曰：君子不器。
 
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人生在世，不能离群犹为一人，必在群中为一人，曰孝弟，曰忠信，曰礼乐，皆在群中为人，即“为己之学”者。只求完成其己，不求供人使用。器则供人使用，又乌得为君子？孔子晚年最称颜渊，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当知为用世，则须行使出你那一套道来。世不用你，则须把你一套道好好藏起。如此则无论用、舍，总是好好完成了你一己，此之谓“为己之学”。孔子又称子贡曰：“汝器也”。问：“何器”？曰：“瑚琏之器。”此乃宗庙宝器，虽亦是器，然亦不能随便使用。故孔子教人为己，为君子。君者，群也。只在教你为群中一理想人。人人为群中一理想人，则此群亦自为一理想群。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吾道一以贯之，即在此。故孔门之学，乃人人“为己”之学，亦即人人“为群”之学。舍却己，何有群？但舍却群，又何有己？故孔门之学，在道义上，则人人为己，亦为群。但在功利上，则人人无己，亦无群。舍之则藏，岂不亦无了群，但仍有一后世之群在。后生可畏，斯即在后世群中矣。
 
       孔子生平只以斯道修己，只以斯道教人，何尝有意自我表现来。及其晚年，知道不行，乃写了一部《春秋》。但《春秋》亦只是记录了前世人群事，何尝有志在自我表现上。孔子教人语，只由其受教者各自记录，孔子自己却从不曾亲写下一语。其受教者，同时不仅只记录了孔子语，又记录了一些同学间之语。如颜渊是当时同学中最受尊崇之一人，凡颜渊语，记录在《论语》中的，并非颜渊自有他的学生把来记录了；都是由其同时同学记录下来，亦同样流传在孔门之再传、三传弟子中；而亦把来编入《论语》。而孔门的后进弟子，则与先进不同。孔子死后，他们各自开门授徒，从事教育工作，但他们都不是讲他们自己的一套，却都在讲他们先师孔子的一套；把他们记录下的孔子语来教。当然他们也不免有些自己的话，给弟子记录下，但真是少之又少，在今《论语》中亦有编入。实也不能算是他们话，只是他们在辗转代达孔子话。至于第三代以下，则更少语言流传，亦全不见于《论语》书中。但《论语》一书，却全由此辈不知姓名、全无语言传下的人编制而成。而其编制此书，又极寓深义。即如举《上论》首篇《学而》之前四章，下论首篇《先进》之前三章，其中寓义甚深，已可见其梗概。今不知“先进后进”一章，以及“四科十哲”之记录，果出于何人之手？然其流传讨论，以及编制于《下论》之第一篇之首，则必出于师承孔门后进之后学，则断无可疑。抑且《上论》首《学而》篇，次即《为政》篇，则孔子平日讲学精神所在，不待《下论》之《先进篇》，已在《上论》中亦早显见矣。此又见《论语》一书编纂之精心。果使孔门无后进，其先进弟子无分别为师道作宜扬，则孔子仲尼之姓名，亦可在若存若亡之境。而何有其在后世之至圣先师之尊严地位，得以常深存显耀于吾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之人人心中，而成为吾中华文化传统一共同理想向往目标之一境界之存在乎？
   
      《论语》一书，自西汉以来，已成为吾中国读书人一部人人必读书。孔子则成为吾中国共尊之至圣先师。直至于晚清之末两千年无变。非无其他书可读，然必其书近于《论语》，与《论语》可以声息相通，肝胆相照，追随《论语》在同一道路上，则其书受读之范围必更广。亦非无其他人可尊，然其人亦必能与孔子声息相通，肝胆相照，追随孔子在同一道路上，则其人受敬之程度必更高。中国人几成为孔子之化身，孔子则成为中国人之缩影。换言之，孔子乃成为五千年来中国人一样品。孔子与中国民族、中国文化，几乎一而三，三而一。居今而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舍孔子则几乎无从说起。
 
       然此实吾中国人自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一大共业，一相与天成此一现象。否则孔子一人，乃及其及门之七十弟子，又于其此下再传、三传，以至五传、六传之孔门后人，相与天成此《论语》一书者，又谁欤能具此力量，使此下两千五百年之中国人，必共读此书，共尊此人，创此形势，以为驱迫，而无敢违逆。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惟孔子为能发掘出在其前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之心之同然，又能引申起此下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心之同然，如此而已。故中国民族生命文化大统，乃中国人之人心同然之一种共业，而孔子特为其代表，如是而已。今以最显见者言之，中国民族生命，绵亘五千年，以迄于今，并世各民族，皆无与伦比。当前中国人已达十亿之多，其他各民族亦无与伦比。即此一端，已见中国文化成就，至少有一独出并世各民族之上之一显例。其群已至悠久至广大，则生于其群之内者，必有所满足，而可无他求矣。  
       然而挽近一百年来，西化东渐，而人心大变。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实则为“西化”运动。回顾以往五千年，乃全无一是。论其政治，则曰“帝王专制”。论其社会，则曰“贵族封建”。论其思想，则曰“顽固守旧”。论其为犁庭扫穴之功，则罪魁祸首惟孔子一人。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之首要任务，而废止汉字等次之。然而凡吾当身，乃及吾父吾祖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经历，乃使吾国人仍归于途穷而思反，乃复有“复兴文化”之呼声，以及重再尊孔子之口号。
 
      具实回顾中国史，孔子以前，孟子已言之，有圣人之“任”、之“清”、之“和”，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圣之品格各别。即孔子自言，亦曰“窃比吾于老彭”，未尝谓己之独出于前人也。孔子之卒，即有墨翟、杨朱、庄周、老聃，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群起而反孔子。尔汉以下，惟老聃犹能与孔子相抗衡。而印度佛教东来，下及唐代，几乎释迦、老聃与孔子如鼎足之三立。而老、释两家，亦下迄今世而仍在。即论孔门，孔子生前已有“先进”“后进”之异。战国之时，儒分为八。而孟、荀相异，尤为后人所熟知。两汉以下，儒学定于一尊，而有汉儒，有宋儒，又有清儒之求由宋而反汉。则在儒学一系统内，亦复有门户派别，种种分歧。则一部中国思想史，乃可谓是一部自由思想史。经、史、子、集一切著作，皆可寻证。由于时代之变，自今已往，复有欧西文化之参入，此亦顺理成章，又何足多异！惟当今之世，如何来做一像样的中国人？此始是问题所在。若必谓须打倒传统，与五千年来中国人相隔绝，故须取消中国人旧样品孔子，来重新做人，则此事体大，该有郑重时讨论之余地。
 
       今再扩而言之。印度有释迦，西欧有耶稣，与中国有孔子，此三人实为举世人类中普遍最受人信仰崇奉之三人。穆罕穆德则较耶稣更后起，其受信仰之范围亦更狭。惟佛教在印度久已衰歇，而其流传在中国者，则日益滋盛，至今未已。而回教亦日在中国生根。最近百年来，耶教在中国亦骤盛。余曾游韩国与日本，此两国受中国文化陶冶深，至今两国内多信奉孔子、释迦，而耶、回势力则几乎无有，还不能与在中国者相比。此见中国人气量大，心胸宽，好学精深，喜有朋，易于接受新事物，新风气，而能和平相处；尤能融为一炉，调剂融合，使不见有冲突。孔子之能会通羲、农、黄帝、唐虞、夏商周三代，而使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文化完成为一体，而传之此下之中国，其功正在此。故曰：“孔子何尝师之有”。是则孔子不自外为一中国人。何以今日吾国人则必排除孔子，乃始得为此下一中国人？抑或必排除为一中国人，乃始护为此下世界中一人？则我尚未见有能深阐此义，以告国人者。而批孔、排孔之风，在百年之内，有若是之张狂，则诚难以叙述也。
 
       今国人好言“人生”。惟人生当分两方面：一曰“生活”，一曰“生命”。两者间，实有甚大之不同。”生活“仅是其手段，而”生命“则是其目的。专就文学言，西方文学重在人的生活方面之叙述，而中国文学则更重在人的生命方面之表达。再论夫妇与家庭，西方亦以生活为重，而中国则更重要在于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今再论三大教主，释迦佛教则轻视生命，谓惟生、老、病、死四苦，而教人以清净寂灭、求得涅槃为宗旨。耶稣则以原始罪恶论，教人信上帝、以死后灵魂得以重归天堂为终极。此两教同是轻视人之生活，而连带忽视及于人之生命者。惟孔子能不忽视生活，而更重视其生命，令生命不即身而止。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父传子，子传孙，以至于无穷，而相互抟成一民族之大生命，直迄于今。中国民族生命绵亘五千年，而有十亿人之多，孔子立教之功，亦端在此。至于西方科学，则影响于人之生活方面者为多，即使继涨增高，最近将来人类可达于纯机器之生活，又使其能从地面生活扩大推至太空生活，要之，不脱身体生活之一面。故西方科学虽日盛，终不放弃宗教，即其有关生命一面者。今吾国人慕效西方生活，提倡科学，亦又何必排斥孔子？此诚无以自圆其说者。
 
       然继今以往，吾国人纵仍慕效西化，一心追随西方之科学人生；而牺牲生命，以务求生活之改进，则总非计之得者。古今中外，乃至千百世以下，亦宁有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乐而可有大群善良之人生？大群人生既破坏，私人生活又何从得改进？惟夫妇家庭，乃为人群政治社会一切建筑之基础。亦惟孝弟、忠信、礼乐，斯继今人类乃始有太平同之望。而岂财富武力之所能预！则孔子之教，诚有其不可忽视者，其惟吾国人善反之于己心，而一加思焉；则道不在远，而即在方寸之间矣。孔子即在吾心，又何争辩之需哉！（本文录自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钱穆先生著《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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